许多人家都没有窗帘，有些什么秘密活动，通常只能关了灯在黑暗中进行。杨春芳的丈夫随剧团去农村体验生活了，两个孩子半大不小，她在家里总是吆五喝六，不是训斥大的，就是责骂小的。只要是个机会，鞠师傅就往杨春芳家里钻。他仿佛是杨家的男保姆，什么事情都帮着做。杨春芳大大咧咧的像个男人，鞠师傅帮她做饭，帮她买菜，帮她洗衣服，帮她哄小孩讲故事，甚至在天黑的情况下，帮她去倒痰盂。

为了表示清白，杨春芳家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双方都在较劲，一方极力要抓住把柄，通过无数双眼睛，虎视眈眈，监视着杨春芳和鞠师傅的一举一动，另一方似乎也意识到了到处存在着这种偷窥的目光，就好比在舞台上演戏，既然有那么多热心的观众注视，这两个人索性大大方方，若无其事地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尽情表演。他们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地窃窃私语，若无其事地打情骂俏，即使在杨春芳丈夫回来探亲的日子里，当着那位真正的男主人的面，他们仍然像两口子一样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这场戏始终没有以大家满意的方式收场，事实上，鞠师傅和杨春芳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维持了几十年。几十年以后，鞠师傅还是没有结婚，还是一个光棍，还是杨春芳家最好的朋友。这个家庭中处理任何一件事，都可以看到鞠师傅忙乱的身影。杨春芳住医院进行Rx房切除手术，她丈夫补办离休手续，大儿子结婚，小儿子离婚，孙子进幼儿园，上小学借读，没一件事不是他亲自出马。鞠师傅是杨家的秘书长，是她家的大管家，就像当初坚信他们之间不清白一样，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流言蜚语终于自生自灭，大家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种精神的恋爱。

然而在当时，没有一个人会去认真关心精神上的事情。在一开始，或许是受到孩子们好奇心的启发，刘师傅只是关注鞠师傅的这件风流案子，到后来，刘师傅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捉奸运动的总指挥。监视鞠师傅的行动很快就由自发，发展到了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一九七二年的春夏之际，在刘师傅的直接指挥下，戏校的孩子们被有效地组织起来，鞠师傅和杨春芳之间的任何联系，都在警惕的目光监视之下。只要鞠师傅一跨过杨春芳家的门槛，处于最佳监视位置的小老保家的屋顶上，立刻就有孩子趴在那里。戏校家属区有一大排平房，对于孩子们来说，爬上高高的屋顶并不是什么难事。大家通常是先爬上最西端的那棵大梧桐树，借助树枝的弹性，顺利地达到屋顶上，然后像猫一样往东面爬。

尽管有过许多种传闻，戏校的孩子并没有在这些行动中，看到过他们有什么真正见不得人的画面。鞠师傅在杨春芳家一直是个正人君子，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轻浮举动。那段时候，鞠师傅也搬到戏校来住，他是单身汉，就住在男生宿舍。吃过晚饭，过不了多久，他老一套地去杨春芳家做客，在那里熬到很晚才回去。鞠师傅的表现让所有关心他的人失望，因为想看的场面始终没有出现，大家只好把兴趣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孩子们的耐心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既然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看不到自己想看的东西，于是索性胡编乱造，凭空杜撰出许多故事来。

五十多岁的刘师傅终于成了这些故事的受害者。端午节的第二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完全不顾自己的年龄和实际能力，在孩子们的引诱下，冒冒失失地爬上了那棵又高又大的梧桐树。后悔已经来不及，上树容易下树难，从树上降落到屋顶斜坡上更难，随着树枝的摆动，刘师傅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眼看着就要行了，他脚下一滑，跌落在屋顶上，然后顺着斜坡，一直往下滚，活生生地从屋顶上摔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