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闲还要危险。他有时仍然去纽约访问，继续为国务院出去访问，一九五九年秋访问了邓维尔，一九六一年春访问了委内瑞拉。但是现在，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克斯福和夏洛特斯维尔消度的，他和爱斯蒂尔在夏洛特斯维尔的陆格比路买了一幢舒适的大住宅。在这两个地方，他都继续骑马。“现在已经两年了，”他于一九六一年二月说“我作了许多事情，可是没有骑马和狩猎狐狸。”风华正茂时，他的勇敢有时超过了他的骑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骑者，他对冒险越来越大的需要经常超过了他的骑术。几年来，他多次摔下马，有几次伤得重；五十年代末，他骑马更加无所顾忌，摔下马的事更寻常了，受的伤更厉害，背部几次受伤，有时手臂、肩膀和锁骨也受了伤。在奥克斯福，他骑邓皮，在夏洛特斯维尔，骑鲍威尔霍斯。在这两个地方，不仅遇到了，而且还招惹了危险。“有一次是让马跳越障碍，”他说“这会使人感到舒服。兴许这是危险的，是一次冒险。无论如何，那是我所需要的。”他所追求的一部分是骑术的精通“身体棒、胜利”的思想，不只是要超过他所喜欢的块头大的有力气的猎人们的骑术，而且也要克服自己的疲倦与惧怕的心理。“它是非常好的，非常令人激动的，”他一九五九年写信给约安·威廉斯说“即使在六十二岁，我仍然可以臆步地走，比其他一些人走得远，走得久些。”然而他对自己的要求超过了他的骑术和持久力，完全不顾身体的受伤处，继续准备“冒我的骨头？的危险。”似乎面对危险是他表示轻视毁灭的唯一办法，似乎他需要走到灾难的边沿，以便一再证明他既不害怕也不希望灾难到来。

有一个时候，赋闲的愉快和危险似乎已接近满足了；“因为我三年前就戒了酒，”他一九六一年写道“我甚至对于写作也不再感兴趣。”但是他的较大需要，就象他的较大才能一样，是工作。他从来不知道他感到不需挣钱的乡土。他很早就开始觉得自己在经受考验，他也很早就学到了一再考验自己。他说，一个名叫吉姆的侄儿是喜欢他的为人的“唯一的人。”那是部分地证明自己正确的一种方法，写作则是讲毁灭的另一种比较旧的方法。在他的最后几年中，提醒死亡的事情有规律地传来，令人感到不安：一九五八年七月，萨克斯·康敏斯；一九五九年十月，哈罗德·欧伯尔；一九六○年一月，亚尔伯特·卡穆斯；一九六一年七月，恩斯特·海明威。一九六○年十月十六日，毛德·巴特勒·福克纳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在去世前几天，她曾经表示希望找到一个极乐之地，在那儿她不会看见她从来就不喜欢的丈夫。

卡穆斯逝世后不久，福克纳把卡穆斯描述为这样一个男人，他一生都怀着被所有艺术家感动的“同样的预见和对死亡的憎恨”去探索“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答案”海明威逝世时，福克纳已开始写他的第十九部，也就是最后一部小说。他现在以自己的语言来进行写作，即六十五岁高龄的祖父回忆其童年时期的语言，题为：“《劫掠者》的卢霞斯牧师的《回忆录》”显然是发人深思的；我们听来是优美的声音。他那一再重复的怀乡叙述既反映着福克纳在对他父亲的回忆中终于达到了重新和好，也反映着他对他的孙子们感到怡然自得。它使我们到了约克纳帕陶法，回溯到一九○五年，当时卢霍斯还是个年仅十岁的男孩，在马车出租店和他的父亲毛里一块儿干活。在他回忆的历险记中，卢霞斯给我们介绍了他的母亲和三个弟弟，一个名叫加利阿姨的仆人和一个名叫尼德·麦克卡斯林的汽车司机以及包括布恩·霍干贝克在年的其他几个熟悉的人物。二十年前，福克纳为关于一个男孩与三个大人的小说，即《哈克·费恩一伙》的故事作了提纲：一个身材魁伟、热情勇敢的怀着童心的男人与一个狡猾的、肆无忌惮的仆人和一个年纪大的、慷慨而智慧的妓女。福克纳说，这个男孩“处于淫逸、堕落和实际犯罪污浊空气之下”他将学习“勇敢、正直、宽宏大量自尊与同情”这主要是因为受这个妓女的影响。

一九六一年八月初，福克纳把他的这部新小说说成是“写作进展顺利，可能已经写完了三分之一。”他认为它是幽默的，他写起来毫不费劲而且很感兴趣。几年前，他为《坟墓中的旗帜》设计了一个封面。他已为他的新书写了一个护封的广告性简介：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显然够得上成为西方世界的自由意志和私人企业的圣经。”

恩斯特·V·特鲁布拉德文学与戏剧评论奥克斯福（密西西比州）鹰几周以后，他又写信给他的编者，说，我“突然使劲干，已于一周前写完初稿。”“在一个月内，我就可以送给一本清楚的稿子。”三周后，他有了一本修改后的打字稿，书面为《劫掠者：一篇回忆录》。

福克纳的许多小说，特别是他的一些长篇小说，曾经是实验主义的，富有创新精神。他的几次社会性声明似乎是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但是他的许多小说，错综复杂如《押沙龙，押沙龙！》，简单者如《掠夺者》，被认为是过去的再现，找到了“男人与自己、与其伙伴与其时代和地域的矛盾”所在。这些矛盾中的每一个都是福克纳自己的，他将每一个矛盾都写成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