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人共饮杯中之物，与学生们的会议超过了与教授们的会议。听众中有些漂亮少女时，他应付裕如。活动日程表是作了精心安排的，也仔细地安排了听众，福克纳侃侃而谈，讲到了书籍、战争与种族、狩猎、经营农场和航行。虽然他的风度是正式的，回答中有套语，然而他似乎是沉着的，反映迅速。日本人发现他的举止接近东方，因而喜欢他。

八月底，他飞往马尼拉，在公众场合露了些面。并且看了维多利亚、比尔和维基·菲尔登。然后他启程赴罗马，在那里会到了济恩·斯泰因。他打算在执行国务院指令的另一轮公开活动之前有几天休息时间。然而他到后不久，一个名叫爱梅特·蒂尔的十四岁的男孩被谋杀，被砍得肢体残缺的消息传到了欧洲。福克纳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描述“一个受害的黑人儿童”是被两个密西西比的白人杀害的，这是一个恐怖的行为。他接着说，假若我们在美国“不可救药的文明已经达到那种程度，即：我们必须杀害儿童，不管是什么理由杀害，也不管杀害什么肤色的儿童，我们就不配生存下去，大概也不会生存下去。”他发表了谈话，结束欧洲之行时，又会见了济恩·斯泰因，这一次是在巴黎会见的，然后去英国和冰岛，这是他官方的旅行路线的最后两个停留之地。十月中旬，他到达纽约。他感到已经终于消除了自己的烦躁不安。在纽约逗留几天之后，他打算“回密西西比州去？再开始写作。”兴许他仍然不仅需要写作，而且需要把他“想象的故乡与县”的情形加到里边去。

据说他八十四岁高龄的老母患了脑溢血，他赶紧回去。他到达奥克斯福时发现，他母亲正在康复，他的妻子参加了嗜酒者互诫协会。几年来，爱斯蒂尔的身体时好时坏，可是她继续大量喝酒。由于吉尔的劝说，她决定重新开始。福克纳希望自己也重整旗鼓，决定着手写拖了很久的《村子》的续集。但是首先，他需要作两次旅行。一次是到华盛顿和纽约去正式汇报执行任务的情况，另一次是到新奥尔良和帕斯卡哥拉作远游。好多年来，他曾经与海伦、爱斯蒂尔、梅塔和约安在加丽妹妹街上和帕斯卡哥拉的海滩边漫步。如今，他要和济恩·斯泰因在这两地漫游。十二月初，他回到了奥克斯福，写作斯诺普斯家史。开始时，词汇来得很慢，或者是完全想不出来。作为年轻诗人，他曾经努力创作过一些全新的作品，不料重述祖先和前辈们的话却几乎使他寸步难行。如今祖先们和前辈们的魂灵并不那么象他自己年轻时的幻影那么萦绕着他。他越来越发现不能相信，他能和自己早年的技艺媲美。他所想感觉和加以想象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巍然屹立的“唯一无二的祖国高于在那不断地时明时灭地闪闪烁烁的苍穹下的你的整个生命的价值”他认为是加文·嘶蒂文斯的思想。但是他感到那是令人疲惫不堪的和可怕的，他没有那个力量和优越条件了。不久，他开始想到自己的精力可能“已经消耗殆尽，”可能决不会再“用旧的方法突然引起自己的兴趣了。”象《寓言》一样，《小镇》从篇幅上看反映他写大部头书的需要，从该书的格调看，它却反映需要提出意见和达到完全的深度。但他仍需为一个女人写作，为一个他所认识的相信他的女人写作。“我觉得将你的反映写进斯诺普斯的新材料是非常好的，”一月他给济恩写信说。后来，欢乐的日子变成了凄惨，他给济恩写的几封信里关于他的进度的报道就混杂着疑虑，他怀疑他是否不能再用“火、力量和热情”来写作。但是自从济恩相信了他，他就决心继续写，特别是自从他希望相信她是对的而他错了以后。

尽管有些间断，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一月底，他写得挺好，自己也感到惊讶。二、三月，种族的争论使他卷入进去，他的写作慢得几乎停了下来。他写了些短文，如《给北方的一封信》和《论恐怖：南方在临产阵痛中》试图得出一个论点：不经暴力而进行改革。但是他的努力没有使任何人高兴。W·E·B·杜波依斯以进行公开辩论向他挑战时，愤怒的呼声说量他不敢“到三角洲来试试看。”对他所居住的乡土感到苦恼并且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他狂饮杯中之物，并无所顾忌地骑马。假若饮酒使他感到“更大、更聪明、更高”那么骑马简直就是最好的了，可以使他感到更大，更强健。象他叫做邓皮的那匹马一样，一些难于驾驭的高头大马提出了他所需要的一项挑战：“在他的感情冲动和需要中的某种深刻和来自心底的东西，”“为赢得最好的体魄和胜利的一个愿望。”

冬末春初，福克纳在他的较大挑战中稍有进展。但是他继续写《小镇》，首先在奥克斯福写，之后到夏洛特斯维尔去写，吉尔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这里生的；然后到纽约去，济恩正在那里为《巴黎评论》工作；之后又回到奥克斯福。暮春和夏季，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克斯福度过的，开始更紧张地进行写作。七月份，他的迟疑不决和不稳定情绪消失了。八月底，他写完了他的稿子，认为他的新书是悲惨的和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