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他需要“保持经常”从他的代理人那里拿预支稿酬的特点。现在他要他的出版商和代理人知道，他们可以停止其原先开始的预支。他写道，任何时候，你感到你已经做得太过了头“我也有此同感。”

因为感到前途渺茫心情更加烦躁，福克纳开始比较经常地到格林菲尔德农庄去玩并且更加不顾一切地骑马。他时常谈到作较长的旅游。“这里的生活沉闷。”他给考莱写信说。“我需要某些新人，大概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新的女人。”他给哈斯写信说，兴许他应当到纽约，去告诉他们关于他正在写作的故事。他们会知道，这条路走向何处，结局如何。他仍然坚持，人们把他已经写作的东西认为是他所目睹的“全部典范”他是承受不住的。

两方面的发展改变着他。一九四七年夏，回到好莱坞将近两年，他开始写他的寓言的“新的一章”他把寓言描述为“一个好的故事，一部完整的中篇小说。”在这部书中，故事是插入的。如他所写的，是插入“一个简单的形容词从句。”然而事实证明，《寓言》的作用及其作为一个故事的性质都与上述说法极不相称，其部分原因它把他带回到约克纳帕陶法，他心爱的故乡去，部分原因是它加深了他信心方面的危机。他在写作中，他的“新的一章”比他曾经创作的任何作品都更费劲，花了几个月时间。在书中，他回溯了“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老牧师及牧师的十四岁的孙子的”冒险故事，他们躲躲闪闪地“从一个偏僻的小村的羊肠小道到另外的小道，去追赶”一匹被偷盗的马。在列维出版社以《关于盗马贼的札记》为题，以节略的、签字的版本单独发表（1951年）之后，它后来成为了《寓言》（1954年）的一部分。但是它首先遭到《党派评论》的拒绝。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末，福克纳知道遭拒绝的李。他的失望的一部分是财政的；他需要钱交税，现在他不得不“向鲍布①（哈斯）求援”但是因为他在中篇小说方面的信心比较在寓言方面的信心大，他怀疑，这会使一切事情都卷入问题中。他很快又在信心与渺茫之间摇摆。对每种断言说（“如将会表明的，这本书是没有任何毛病的”），都有几个问题（“你对有争议的这部分的意见如何？沉闷吗？太冗长了吗？太啰嗦了吗？”）欧伯尔得到了福克纳的这部将近五百页的书稿，这是福克纳曾经写过的书稿中费劲最大加以改写并且混乱的稿子。然而在福克纳看来自己对这种格调是有很大信心的。他知道自己写作很艰苦，然而在实现其目标方面进展很小。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都是靠在兰登书屋以赊账方式获得进款。”

一九四八年一月，他“把这部巨著的稿子搁置一边”以便写一个以约克纳帕陶法为背景的短篇的谋杀侦探小说。象在继续写作的这部长篇小说的计划一样，这个短篇小说将是在道义上具有教导性的。和这个长篇的计划不同，这个短篇将是关于种族的而不是关于和平的，并将写得很快。他写信给欧伯尔说，他的主题“较多地是关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其前提是在北方或其政府或其他任何人之前，在南方的白人应当而且必须对黑人负责。”我们看见在这个作品本身关于这方面的描述中反映着福克纳长期以来对种族的忧虑和他对道义上的紧迫性的很清楚的新思想。相反地，特别是在这个小说里简练的对白及其仔细设计的强烈的情节中，他的新的故事也反映了包括在好莱坞反复讲的那些谴责在内的最近的谴责。但是当其回溯约克纳帕陶法及其熟悉的人物与语言时，福克纳开始怀着期待的心情来写而没有什么厌烦之处。不久，他以类似旧日的信心进行写作了。到二月底，他写完了这个稿子，到四月末，修改了打字稿和题目。

《入侵者之死》在几个主题上与《八月之光》相同，在几个人物和几个主题上与《去吧，摩西》相同，但是它比许多读者所联想的要复杂得多，然而不那么伤感。尽管福克纳在写作它，特别是在改写中是满怀激情，细致入微的，可是他还是没有能使这部作品具有象我们在他的最佳作品中所感觉到的紧张与共鸣。这部作品在他的事业中的关键地位一部分来自它所从事的主题、一部分来自它所宣称的自己思想的变化，一部分来自它所得到的金钱和引起的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使福克纳回到了《去吧，摩西》，特别是在黑人与白人关系的主题上和人物上回到了此书。卢卡斯·鲍昌普在两部小说里都扮演着主角，而加文·斯蒂文斯则在《去吧，摩西》接近尾声时和在《入侵者之死》的全书中都扮演着一个重要人物。但特别是如我们在加文·斯蒂文斯的生涯中所看到的，《入侵者》也使福克纳走得更远，走向更具有说教性和预言性的小说。

斯蒂文斯在书的开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的大部分时间和地位都是逐渐变化的。卢卡斯·鲍昌普的坚韧不拔和过人勇气以及查理士·马里逊的天真无邪与忠诚不二使他受到感动，他开始丢弃由于自己受到蒙蔽和思想上被毒害而形成的偏见，随后就开始以智慧和真理的权威讲话。然而通过这个明显的教化，使这部小说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冒了出来。不久前，斯蒂文斯还是默不吱声，他开始道义化了，使读者把他的讲话当作了“先知的预言”他说，北方应当允许南方解决自己的问题；南方必须停止过“不公正、暴行、可耻与羞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