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财产，甚至这个共同体的大部分基本活动：交换或贸易，都变了。在斯诺普斯以前的一些故事里，交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商业活动。一次交换一部分是仪式，一部分是竞赛，它依靠某种惯例，需要一定的技能：它一部分是买卖，将各种东西换成钱或票据，用以换成机器或马匹而告终。对于象拉特利夫及其朋友们这样的从事贸易的商人们来说，一次行动常常包含着另一次：他们交换他们做买卖的故事就象他们交换马匹或骡子一样频繁。讲故事和做交易是一样，仪式的成分和竞赛的成分是混在一起的。拉特利夫喜欢讲故事的过程以及对故事的解答，对于他来说，每次表演都有双重目的：他走的时候，使他自己和他的所众都感到高兴，可是他的听众们终于必然会知道，他们已受了一个故事大王的愚弄，但是知道得太迟了。拉特利夫决不一开头就讲他的最好的故事，他决不苯头笨脑地讲坏一个故事！他对语调和复杂情节的控制是天衣无缝的，甚至在他详细叙述他得不偿失的一次交换时也是如此。

在法国人崩德的日常社会中，贸易倾向于是小额的，而故事则是夸张的。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干第一件事情，项且几乎每个人都喜欢第二件事情。弗莱姆改变的正是这种基本情况及其权力与财富的中心。他的不同，部分原因是他对交换的过程并不怎么喜欢，只关心结果，部分原因是他的兴趣只在买卖本身；而部分原因是他的一些交易数额大、相互有联系并且具有囊括性。他是沉着的有效率的、不苟言笑的商人的体现，他在语言方面的有刺甚至比在金钱方面的计较还厉害。他也是无情的和贪得无厌的——他在这方面是那么厉害，使别人只好观望和惊讶，以致他成了写传奇的材料。

斯诺普斯家族的人们是福克纳的最伟大的喜剧创作。显然，《村子》常常似乎是旧式的，有着直接而充分的描绘，却缺乏一种有意识的正式的实验，我们在《声音与愤怒》、《当我弥留之际》和《押沙龙，押沙龙！》里看见过这种实验。但是它的自信而不是漠不经心是值得注意的。它是对当代文学的一个惊人的创造性的贡献。这部书中对我们所讲的语言本身显然是让人喜爱的并且让人清楚地知道它所讲的内容。最后，和人物与情节一样，语言以其不同的风格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铭记着它那丰富的思想，似乎只要人们参加到人类的时间与工作中去并具有创造心理，萨多里斯家族及其故事就不会完；并且铭记着它那从容不迫的思想，似乎它的较大的故事要趋于结束是那么遥远而又不可避免，作者和读者都完全不需要为此而操心。在这部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记叙体著作中，弗莱姆是主要人物，拉特利夫是主要的观察者，福克纳提供了几个夸张的故事和几个非常好的插入的节目。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易打交道的，然而又谨慎的主人。他探索的自由中有两项是他自己的：他认为适合的故事，他就可以有讲的自由，做他似乎认为恰当的任何改动以及保持超然的自由。读者和他分享着那么多愉快的惊奇，坐在门口的人们和他分享着那么多心理的痹好与语言的说法，然而他们是不相同的。甚至拉特利夫，他显然对他是钟爱的，可他也保持着距离。他曾经使拉特利夫成为第一卷的中心，他在第二卷里毫不在意地把他抛弃了。他后来慢慢地使拉特利夫恢复了英雄气概，他让他贪婪和具有虚荣心，使他成了弗莱姆的另一个牺牲品。最后，与其说是使拉特利夫成为福克纳偏爱的英雄，不如说是将他变成了一个列兵。比福克纳曾经塑造过的其他任何主人公都独具特色，拉特利夫将卷入与分离加以协调，这是福克纳赋予这部小说的一些优点。拉特利夫来来去去，进进出出。没有一个巡回的售货员是那么和蔼可亲然而又那么简朴艰苦。虽包括艾克在内的大多数人看重他，然而谁也不把他估计过高。他在他的这个村社里进进出出，过着似乎禁欲主义的生活，并且是单身汉。

福克纳的几部最伟大的小说，包括《声音与愤怒》和《押沙龙，押沙龙！》，都是在家庭、社会和历史的范围内翻来复去地活动，一方面，情节在其中发生，而另一方面，情节又通过它们反映在心理和语言上，心理和语言又赋予情节以形式。《村子》在社会的和历史的基础象福克纳写过的任何作品那么稳固。然而它和它以前的几部伟大著作不同，它并不将在认识与表现的极重要的情节中进行活动的智慧与语言加以戏剧化，因此它并不明显地以它自己的用想象进行创作的状况而沾沾自喜。换句话说，它很少直接注意智力和想象的活动，因此它一方面表现出很少关心对智力的种类、智力活动的过程、想象力的结构及结合的形式之间的可能的不相称，另一方面，它让事实本身去表现其本来面目。然而假若我们要去了解这些省略的意义所在，我们必须慎重。因为它们的含意不是简单化，而是双倍的焦点，一个焦点是明显的，另一个则不是。

这个明显的焦点是清楚的，它把《村子》带到我们通常叫做“现实主义”的方向。《村子》包含着比福克纳早些时候的任何一部小说都丰富的社会历史、经济和政治。它那细致入微的笔触，可以具有一部司汤达给《红与黑》取的小标题《一八三○年的编年史》的最新版本的特色。假若撇开笔调不说，它可以具有乔治·艾略特给《米德马奇》取的小标题《乡村生活的研究》的特色。假若福克纳立即继续写完他的三部曲，他可能会发现用“这些题目的最好范例”：巴尔扎克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这些对比使人联想到的至关重要：《村子》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事业的影响。象它们一样，它表明决心为社会历史、经济与政治在小说中留下位置。象它们一样，它在描述其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以及其人民的风俗习惯的特征上是产格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