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共15000克郎，我只住了一个半月，按分摊原则，我应交纳3750克郎，替你交了11250克郎。

4，你共欠我11341。5克郎，请你按今天的牌价27：1付给我美元，我要给你姐寄回去。

一人在外，要多注意身体，我们都非常惦记你。

姐夫

1993年10月23日

我想起当初汪虹听到我说不收房钱饭钱时的惊愕表情。

大家在一起朝夕相处，余阳的气嗓子渐渐改了不少…不能一天到晚贱兮兮的呀。我们的话题愈来愈丰富…对于我来说，每一个在海外闯荡的中国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我极其渴望知道他们的故事。如今汪虹就在身边，我断定她一定有不少有趣儿的故事。她并不爱多说话，除非你循循善诱，挑起有意思的话头儿。

在这方面我是强项。

我一点一点地知道了她的全部故事。

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天津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母亲是一家大厂的高级工程师。她上边儿只有一个姐姐，大学毕业后留校教书。一家四口儿，倒也其乐融融。

汪虹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分配到卫生局工作，抄抄写写。后来又调到一个区级法院，在民事庭做书记员。

“用‘诸事不顺’来形容我在国内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她对我说。

先说工作，她在法院和一位女同事共享一个办公室，这位女同事和庭长关系有点暧昧，庭长有事没事总往这屋里跑，俩人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也不避讳汪虹。汪虹这人死性得很，属于那种南北巷口不知道拐弯儿的人。她看着烦，没少顶撞她。结果是庭长整天给她脸子看，她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有一天，她刚从财务科领工资回来，正要点，走廊里有人喊她。她随手把工资往抽屉里一放，出去了。

五分钟后回来，钱没了。

办公室里就她和那位女同事，她认定是这女人偷了她的钱，大吵大闹，让她把钱交出来。

女同事本来就不是善茬儿，哭喊着给庭长打了电话。

庭长气冲冲地来了，责问汪虹有什么证据说她偷了钱？

汪虹说：“办公室就俩人，我只出去了五分钟，又没有人来过，你也没来过，不是她是谁？”

庭长一拍桌子：“胡说八道！这能算证据吗？我还说你根本就没往抽屉里放过钱呢！”

汪虹也一拍桌子：“你才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这样护着她？为什么？你说！”

来看热闹的人都捂着嘴笑，一位女审判员眼尖，看见那女人的坤包儿拉链儿上卡着一截儿工资条儿，便大声说：“哟，你的工资条儿卡在拉链儿上了。”

实际是给汪虹提个醒儿。

汪虹也莽撞，一步跨到那女人面前，劈手夺过坤包儿，拉开拉链儿。

正是汪虹的工资，一分不少。

从此，她在法院也不能呆了。

原因是她过去的个人生活。在卫生局工作时，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也爱她。她怀孕了，小伙子却要结婚了…有人给他介绍了局长的女儿。

那年她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