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例。他在私下场合对一名科举的官员坦过心迹：“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

接着大臣们又建议铸大钱、发银票、制宝钞，当时中国的货币是白银、铜钱双制式。银成以重量为计，钱由清政府铸造。为了用更少的成本获取更大的财富，咸丰帝批准了臣们铸大钱的奏议。1853年4月起，开始铸造当十铜大钱，即1枚抵10枚制钱。除了朝廷的外，又有13行省先后获准开局铸造大钱。为了直接获利，各并不全是开矿炼铜或洋铜。而是往往熔毁原值一文的制钱，改铸大钱。即便如此，铸铜钱仍嫌成本太，当时的铜资源十分有限。

滥发通货的后果，立刻就显现来，琦善等老臣也不是不知，但咸丰帝装着看不见，琦善很明智的也选择了看不见。但从1853年5月满清财政危机大爆发之后，前方将帅们再也收不到由拨来的实银，多不过是一纸他省协饷的公文。而各省对此非分且无休止的指拨，本没有能力完成，只能是推诿不办。久而久之，此皇皇的指拨协饷的命令，成了一纸并无效用的文，将帅们别指望凭着它就可以到银。

在这情势下，筹集军饷似乎已不再是朝廷的义务，而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战区地方官的责任。咸丰帝在国库一空的现实中，只让前方将帅打仗，不肯也没有能力前方的供给了。

于是，既然朝廷不负责军费，地方如何筹饷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朝廷不着也不了的事了。于是，在战区各省，筹饷成了地方官诸般政务中的等大事。除了湖南、湖北等少数省份用整理本省财政的方法，增加财政收，许多省份的办法是利用各名目加捐加税，其中有四川的粮津贴和随粮捐输；江苏、安徽等省的亩捐；广东的沙田捐；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的漕粮折。往往实征是其定额的数倍，多收的款项成为各级官吏“中饱”的渊薮。在国库日虚的同时，许多官员腰包日盈，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新机会。然而，农业生产的技术和规模，限定其产。农业税再怎么增加，毕竟数量有限。过度的搜刮使小民赔累不起只得铤而走险，只得跟

可是，咸丰帝也罢，奏请发行银票、宝钞的官员也罢，他们并无近代金知识。更无改造清朝落后的货币系的构思。他们只是为了应付本无能力承担的财政开支，而滥用行政权力发行本不准备兑现的大钱、银票、宝钞。毋庸多言，如此无限量空发行毫无保证的纸币，其后果必然是恶通货膨胀，这与直接掠夺人民无异。

也是1853年4月，咸丰帝批准发行银票，即“官票”，面额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不等。除外，由监督的官银钱号，也发行了数量惊人的京钱票，面额有达一万千文者！这近乎无成本的纸币。获利惊人。如宝钞一张，工本费仅制钱一文六毫，造百万即可获利百万，造千万即可获利千万。除了外，京外16省区也开设官银钱局。发行“局票”

从世界金史来看，从以重量为计的贵金属货币。发展到以数量为计的贵金属或金属货币（如金圆、银圆、铜钱等）。再发展到纸币，是一历史的必然。从清代的经济规模和商品换的总量来看，纸币的现本非坏事。事实上，民间钱庄票号发行的各票据也弥补了此不足。但纸币的发行须有完善的金理论来指导，须有周密的设计，其中相当数量的保证金及严格控制的发行额。已是今日使用纸币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决定原则。

光帝虽对此不满意，但为了财政之需仍不得不为之。咸丰帝没有他父亲的那德上的顾忌。他需要银，不了那么许多。为了引富绅大商投资官秩官位，他据臣们的意见，来了个减价大拍卖。1851年，他将1846年的捐例减一成，打了个九折收捐。至次年底，收账为银三百万两。1853年，再减一成，八折收捐，当年收得六十七万两，得数甚少。所获捐银的减少，并不是当时收捐总数的缩小，这主要是捐银大多被地方官截留了，这些银的去向无非就是地方官用于朝廷欠发的钱粮之用，似乎也怪不得那些无米下锅的地方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