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敢于和契丹人全面对抗。大宋朝廷所倚仗的就是中原雄厚的财力力，说白了就是以大宋还算可以的国力对抗契丹地雄壮兵。

西夏在李二事件中拼血本来拉拢这个驸，以西夏梁后的明当然看李二不可能接受这些优惠的条件。但至少这也表明了一态度，表明了西夏对李二的友善。

西夏并不畏惧大宋。所忌惮的只是李二这个“战神”罢了。

宋辽西夏三国之间早就鼎足而三之势。就算是西夏人有什么动作，大宋也不敢倾尽全力的开战，因为旁边还有个更为大的辽国在虎视眈眈。

本来一片大好的局面成为如今的模样，作为辅国之王安石自然难辞其咎。

稳定甚至可以联合了西夏，契丹人的背后又有女真之，大宋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稳稳占据不败之地。

以双方地实力对比，双方都没有完全战胜对方的可能，所以都是很默契的控制战争规模和烈度，都是在想依靠战场的优势来促成和谈，打仗只不过是为了在和谈时候争取更多有利于己方的条款。那时候打仗只不过是手段，和谈才是真正地目的。

可是这所谓的优势是一不稳定地平衡。首先被大宋施为潜在盟友的西夏之态度极其的耐人寻味。长久以来西夏和大宋之间就是战事不断，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作为一个政权，当然不希望卵翼于大宋之下。

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大宋和契丹人之间那心照不宣的小规模战争逐渐的不受控制，到如今已经成为两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

耶律玉容一直以为西夏人借是于畏惧，是畏惧自己兵力的神速，其实西夏人自有打算---定难五州。

经过汴梁地李二事件之后，大宋朝廷和李二之间全面恶，虽然三方都没有得到李二，看似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其实只有西夏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而西夏的暂时臣服不过是因为那李二实在太过于利害，竟然能够在孤军的情况下攻下国都！于对李二的忌惮和与大宋互市的经济利益才不得不暂时地隐忍。那幽燕十六州从来没有为大宋所掌控过，依旧是如鲠在的得之而后快；西夏割让定难五州如何能够心甘？

西夏人最愿意见到地就是李二能够反叛大宋，无论是投靠西夏还大辽，甚至是自立也对西夏有莫大的好：趁宋辽开战时候那定难五州夺回！

两淮和江南本是大宋财赋之本，两淮大饥大宋帝国的财赋受到极大损失，不仅影响到了前方的战事，更是灾民反叛，内难平。

因为李二知象他这人只言利害，绝对不会有什么悲天悯人的慈悲心。

西夏等待的并不是宋辽之间的全面开战。而是在等待李二和宋廷之间的全面开战。初闻李二率众横反抢劫军粮血战官军的消息，梁后喜的大呼小叫，知这就是机会！对西夏而言绝好的机会。

“司君实还不曾任辅国的，不过那司光颇有威望，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又新得援无数，执掌枢密院也就这几日的事情了吧。”这一回文定之很罕见的没有摇晃手里的扇。

如今的大宋真的是内忧外患的：西北经过李二一战本是奠定了千古难逢的大好局面，西夏不仅倒向大宋王朝一边，大宋更是控制了定难五州咽之地，可谓局面一片大好。正是这有利地局面，也滋长了大宋的，更是助长了官家主动和大辽撕破脸的决心。

王安石再一次的上台之后，雷厉风行的行变革，可谓大刀阔斧，怎么又一次被下来了？

对于文定之如此大幅度的跃思维，李二一时还真的是不能适应：“王辅国的新法不是好端端的么？那…是不是司君实任新的辅国之相？”

所以才会纵容耶律玉容借西夏偷袭大宋西北。

“王安石又失了相位的，驸还不知的吧？”文定之并不回答李二的问题，只是顾左右而言他。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向支持新法的铁杆儿人，譬如吕公著，譬如韩维这些被王安石视为臂膀之新法人都临阵倒戈，大肆抨击新法的急功近利。就算是素来赞同新法的刘挚和老好人文彦伯也和新法划清界线。

直到李二叛，自认聪明绝的耶律玉容才明白这个理。而不动声的西夏梁后早就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是一直在苦苦等候这个机会罢了。

就是这无为而治的思维决定了西夏才是最大的得利者。

梁后当然看李二留在大宋本就是一个潜在不安定的因素，相当于在大宋内安装一枚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