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可亡，教不可亡，便是儒教两千年来立之基，立之论。

这个问题周士相也怪，堂堂正正推翻鞑虏、恢复华的大明朝，为何在立国之后反而会承认他们推翻的对象，将明兴元亡视为正常的改朝换代，而不是一开始的族反抗。

廖瑞祥奏疏说了很多，周士相从看到了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虽然廖并没有完全提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但显然，他已经摸到了门槛，但离内在还有很大差距，毕竟，廖仍是这个时代的传统人，并非如同周士相一般接受了民族国家观的后世人。

不过廖的观有着很大的时代局限，诸如将明初修元史，承认元朝为国正统王朝完全归咎于那些亲近蒙元，或在蒙元治下享受好的官们，而不是太祖皇帝。

这儒家思想是典型的驼鸟思想，没有办法反抗，把埋起来，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没有看到。只要这个外来者承认儒教，继续尊孔，那万千儒教的读书人当它是自己人。

如果朱元璋不答应，凭开国之君和他那雷厉风行的手段，周士相不以为宋濂等主修《元史》的官员敢承认元朝，这件事，归结底还是权谋手段的现，或者说是儒家思想的一现。

所以，廖瑞祥在痛定思痛之后，刻意识到甲申之后为何天下迅速沦陷于满州异族之手，完全是因为明初对蒙元的不正确认识导致。

为什么会现今天的局面，为什么那些士绅蜂涌降清，争先剃发？原因还不是因为明朝承认了元朝，所以清朝这个异族同样也可以是正统王朝。

廖瑞祥认为蒙元对汉人百姓极其残忍，但对汉人的读书人却极其优容宽待，这也是导致为何元末有那么多汉人读书人誓死为元朝效力的原因。这一，和满清关之初极其相象，正因为清军关之初全盘收纳明朝的官员，承认明朝的士绅地位，这才迅速占领大半个国。甚至于，顺治五年以后对南方明军的征讨，完全是由这些投降的汉族士绅在主持。

两者结果是一样，但本质却完全不同，改朝换代相较汉民族因为百年压迫而奋起反抗，质可是天地之别，是严重淡化了汉族所受的苦难，是化异族侵略者。

等到了满

如果明初定的对蒙元清算，绝不会有今日之局面。承认元朝，是承认异族对国有合法占领，是承认那些为蒙元效力的汉族官僚不是汉，同时也是承认明兴元亡是正常的改朝换代。那么，儒家思想熏陶的汉族读书人可以心安理得的再次接受另一个异族侵，从而在心理得到安定，理直气壮的汉。

但廖瑞祥为这个时代的传统人，能够看到这一，已然是极其难得。有明一代，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置疑《元史》的正统，敢于否定蒙元。从这方面来说，廖是第一人。

又如被朱元璋称为“男”的蒙元大将王保保，他帐下也有个名叫蔡英的汉族官僚，此人对元朝忠心耿耿。蔡英被明军抓获，然而却誓死不降明朝，也不向朱元璋下跪，反而日夜大哭，思念元朝旧主。

时代塑造一个人，也塑造人的思想。周士相相信，廖瑞祥敢于提蒙元非国论，要求重修《元史》，完全是甲申以来国之对他的影响。

廖瑞祥对此的理解，是人的错，儒教思想的错。在他看来，主修《元史》的那帮官，骨里和奋起反抗的明军将领不一样，他们对蒙元是亲近的。在明朝讨伐元军的过程，有大量汉人只尊元朝为正统，拒不承认明朝合法。

如元朝尚书张昶，被太祖皇帝禁之后接受了明朝官职，可此人却在曹营心在汉，一直与元朝暗勾结，后来事情败，太祖皇帝派人审问，张昶竟然不慌不忙的写了八个大字：“在江南，心思北”

便是如李善长、刘基、宋濂等开国臣，对蒙元也都是持肯定而非否定。整个朝廷的臣集团都是这个态度，太祖皇帝又能如何。只有承认了元朝的正统地位，明初那一大批曾经仕元朝的官员才能洗清从前污，极度阿谀蒙元的儒家才能继续在明朝售卖他们的思想，继续过着人人的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