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守不攻，担心深入匈奴腹地会侵扰百姓。被分封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赏赐吴王，并传语吴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虽然劝文帝用宣吴王人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上听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不采纳。

郎中令张武曾接受过吴王的贿赂，被文帝发觉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怀惭愧。凡此种种，表明汉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现海内殷富，国家繁荣的景象。这都是由于用礼义文明来振兴国家的结果啊。

“另一方面，汉文帝勘断案件数百起，很少使用刑罚。真可谓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问傅玄：“汉文帝废除了断趾、割鼻等肉刑，这可以说是仁政吧？”

傅玄说：“这是匹夫之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为天下苍生谋求长远利益，决不能仅仅注意这些小事。正因为如此，班固也认为汉文帝的仁德并不在于废除肉刑。他在《景帝赞》中说：‘孔子称这类人能继承三代一直传下来的正确的治国之道。确实是这样啊！周代和秦国坏就坏在政策法规周密而严峻，尽管如此，奸臣、内乱仍然层出不穷。汉朝建立后，扫除烦琐苛刻的政令刑法，与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顺勤俭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辈的路线，五六十载之间，便做到了移风易俗，民风醇厚，谈周必称成康，言汉必称文景。美啊！’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有人问：“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驶豪杰。内政方面，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比起秦始皇来更其伟大。至于骄奢淫佚，残暴肆虐，也仅次于秦始皇。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班固的《武帝赞）说：“汉朝承接了历代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缺乏。汉武帝一登上宝座，就高瞻远瞩，罢黜百家，推崇六经，独尊儒术。接着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使其建功立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禅台，顶礼各种神灵，封地给周朝的后裔。汉武帝时的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作为断承人遵循先祖的伟大事业，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象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变‘文景之治’的谦恭俭朴以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诗》《书》所称赞过的制度又能超过汉武帝多少呢？”

由此推断，秦皇汉武，都是创业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从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长公主和上官架的谋反。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认为：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继承了贤母的胎教，召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会说话的时候，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能走路的时候，负责宫庭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满足于仪容要威严壮美、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就是说成王是在沐浴德行的清风中长大，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即便如此，他还误听管、蔡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来，然后他才皤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却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祷告，这不是很糊涂吗！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父亲汉武帝不象武王一样仁德，母亲“拳夫人”钩弋不象邑姜一样贤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盖长公主，辅相是上官架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作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完全可以说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他的品行与生俱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不但不怀疑霍光，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昭帝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金拒的秘密，看了史官的记录才醒悟的啊。假如让成王和昭帝壮年时执政，换个时代，换了辅臣，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比周成王少。

[大将军霍光和上官架共同执政辅佐昭帝，上官禁妒恨霍光受宠，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伪书，诬陷霍光以帝王的仪仗检阅羽林军以及种种意欲谋反的行为。昭帝没有相信。]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对政务非常留心，提拨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严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说过：‘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败名裂。’汉光武大仁大义，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位成就霸业的皇帝。将此二人相较，恐怕不能类比。”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宣帝提意见，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

“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

虽然从这句话可以知道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还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满意。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处方面讲。曹操的军师郭嘉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是说法制运用得当。《左传》说：“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说：“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说：“治理新建的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

由此看来，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时机适宜，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有人问：“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