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危机使得英国民情激昂，人人都愿为国效力。但是对于如何组织并引导这一大力量的问题，政府方面却有些惊慌失措，而民众也不无疑虑。1938年10月13日，约翰？西蒙爵士在谢菲尔德的演说中曾提到，在危机期间，

前面已经指过，在英国政府的政策中有着一内在的矛盾，它一面试图重整军备，一面却仍致力于普遍裁军，而同时又企图对重整军备所针对的那些人采取绥靖政策。慕尼黑会议时期的举国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曾使得舆论大为震惊，烈要求采取措施以防止这情况的重演。但同时又有一不合逻辑的想法，认为并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因为象1938年9月那样的危机决不会再现了。张伯自己立即明确表示，他并不认为可以对他从慕尼黑回来时说过的“我们时代的和平”抱侥幸心理。“不要让别人以为，因为我们在慕尼黑签订了这项四协定，我们此刻就可以放松我们在这个方案上应作的努力了。本国的裁军决不能再是单方面的事了。我们曾那样尝试过一次，结果是差一给我们自己招来一场灾祸。”然而，由于他长时期以来一直梦想实现世界裁军，所以重整军备对张伯来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主要只不过是一手段罢了，要用它来使英国在将来的一些裁军会议上的发言能成为最有权威的声音：

结果，法国的飞机制造厂并没有遭到轰炸，苏联也没有供应飞机给轴心国，意大利则直到法兰西战役快结束时才参加战争，甚至在那时也没有给予空中支援。然而。当战争来临时，法国和英国的联合空军仍然敌不过德国的空军，而且法国显得比英国更不妙。英国空军的一分力量必须留在国内，而派到法国去的那一分空军，发现它自己实际上是在毫无援助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的确，现在到了关键时刻，维耶曼和空军长(现在是洛朗-艾纳克)却显一焦虑不安的心情，这与不久前的那自满情绪是很不相称的。例如，1940年4月11日在战时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讨论把整个前线移比利时境内，以便直接援助比利时人时，据甘末林说，维耶曼和洛朗-艾纳克两人似乎是最不愿意去迎战敌的。看来，那些负责法国飞机生产工作的人，说得轻些，是一直在自己欺骗自己，对于这一，他们现在也在开始明白过来了。

我们的军备尽庞大，是防御的军备，而且只是为了防御。如果确实别人并不比我们更有侵略意图，那么，我们就必须得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在堆积这些毁灭的武都是于一误会。我十分相信，其中大有真理存在。

一方面，我们必须重新下定决心，来弥补我们的军备和防御预警方面还存在的不足，这样，我们就能作好准备保卫自己，并使我们的外更有力量；…不过…另一方面我也确实看到了接近裁军这个题目的新机会已展现在我们面前。我相信，它们在今天至少是和以前任何时候一样的有希望。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由于布拉格的被侵占，幻想完全破灭的心情弥漫全国，张伯受到的打击也并不比别人轻些。1939年3月17日在伯明翰的一次演说中他宣称，自由甚至比和平更为可贵，英国现在可能要被迫为它而战。为认真对待这新的倾向，对波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保证。迟迟未能作决定和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些措施，如征兵和成立供应，都匆匆地付诸实行了。用丘吉尔的讥讽话来说，直到现在政府才“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达成了一项令人兴的妥协，那就是一切可能的准备工作都不得妨碍本国的贸易或以大规模的措施来激怒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现在，尽继续声言相信民主制度的优越，相信自愿的努力比制好，相信自由放任经济优于国家制，可是政府却发现，不得不逐渐地牺牲这些珍贵的原则了。但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它的政敌和组织起来的劳工发生冲突。虽然也许不能为张伯政府过迟采取这些必要的步骤开脱责任，但至少对于它的行动勉可给予一定的谅解。要知甚至连国民志愿服役这条路都是多么的坎坷不平，而要达到征兵这一“坏到无法形容的”步骤，那是还要再向前走很长一段路的。

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张伯对重整军备的看法是相当消极的。他持认为，重整军备纯粹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这样，对一个理应全力以赴的运动就势必会起一麻痹的作用。对首相在1939年2月讲的下述这些话所产生的效果，不可能给予过的评价：

隔了一两个星期，在6月16日的一次参谋长会议上维耶曼又宣称，三四个月以后，法国就可以每个月输四十架战斗机，直到总数达到二百架时为止。他在8月26日给拉尚布尔的一封信中还说，六个月以后，假如生产能力没有因敌方的行动而减弱，苏联也没有援助轴心国，那么法英两国的联合空中力量将能有效地抵抗轴心国的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