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内阁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怎样使在法国的战斗结束，和该不该从北非把这一仗打下去。这是雷诺一贯持的行动方针。魏刚和贝当的看法则不同。英、法关系的不断恶化，对他们的态度起了重要的——尽还不是决定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魏刚由于认为英国方面缺乏合作，也许甚至言而无信而忿忿不平，同时也提到，两国的关系由于敦刻尔克撤退而趋于张。7月4日，贝当告诉布利特(国驻法大使)，他认为英国人准备坐观法国为了支持他们而打到底，然后自己去同希特勒妥协媾和；当时，贝当还表示，英国没有公平地分担战争的牺牲。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确实，正如丘吉尔痛心地意识到的那样“到目前为止惨遭屠杀的人中有十分之九，受苦受难的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法国人。丘吉尔在布里阿尔时，拒绝把留作保卫本土之用的英国空军的最后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投法兰西战役，这件事更加了法军总司令的怨气。

在魏刚的脑中，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一心想着国内的治安有危险。在贝当受审时，魏刚说，他之要求停战是有严格的军事上的理由为据的。自然，要求在法国停止战斗的军事理由肯定是难以驳斥的。但是，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不断萦绕在他脑际的，却是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已被取缔的**在当时究竟拥有多少实力难以估计，但是至少在国内存在这样一支潜力难测的第五纵队，使得许多在作战的将领不时要回过来防备内在的敌人。如果法国在战败时留下的是一支土崩瓦解、士气沮丧的军

与此同时，在法国的政治活动中也有着有重要意义的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因素，尽他们还不能畅所言地在报上发表观。乔治？博内和“慕尼黑派”等着看到他们反对打仗的意见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赖伐尔、保罗？富尔和社会党内一分和平主义者，以及各法西斯和亲德的团，纷纷忙于策划谋；而**虽于半取缔状态，也在要求成立一个谋求和平的政府，并竭力破坏国家的防务。政府所采取的唯一有效的行动是对付**人。在芒代尔当了内政长后，这行动加了。在整个法国逮捕了几百名**员；其中有四人被指控破坏飞机工厂，而在5月27日由军事法判死刑。另一方面，在芒代尔的领导下，对右翼反对势力也第一次采取了行动。6月6日，一些臭名昭著的亲德分如罗贝尔？法布尔-吕斯、佩勒？德？戈比诺、勒斯卡(亲德的《有我》的编辑)、阿兰？朗布罗和埃里？德？吕德尔都被逮捕了。亨利？德？凯里利于6月7日在《时代报》上断言，这个“希特勒分的匪巢”先前之所以能够免受制裁，正是纳粹主义在法国大肆破坏的明证。将近5月底时，芒代尔又把北方一些省失职的省长、警察局长和其他官员撤职，可惜为时已经太晚，使他在内政的铁腕作风只收到象征的效果。但是，历史学家决不能夸**国内敌人的势力。法**队并不是被他们打败的。俗语说，只有在雄壮的猛兽被打死时，险的鬣狗才敢面。

总司令的官僚作风，又使任何迅速适应新式打法的措施无法执行。甘末林对军队的署和战役计划有严重的错误；一旦德国人突破了防线，其作战的速度和新的、意想不到的攻方法，就削弱了法**队的士气。尽到都行了顽的抵抗和现了许多英勇战斗的场面。魏刚在谈到他接任指挥的时候，写：“在军队的上层，普遍的情况是一片混，而在下层，1914年曾使他们能够住开几个星期的灾难的那韧不的气概，似乎已经然无存。”甘末林在5月18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军纪松懈、抢劫行为和一击即溃的风气。可是，所有这不良的表现，是战败的结果，而不是战败的原因。而且，正当各支军队在无用地拼命抵挡德国装甲纵队的时候，又受到了一群群难民的阻碍，难民中各年龄、各阶层都有，他们被吓得失去了理智，惊慌失措，争先恐后地沿着各条路向西逃命。法国的舆论也同法国的军队一样，对于这新式的战争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严格的检查制度禁止发表对盟国的军事优势和必然胜利抱有怀疑的任何看法。事实上，报纸已经造成了一以愚昧无知、自鸣得意、盲目乐观为主的心情。甚至在战斗**时，报纸上仍然满篇荒谬的乐观报。什么“敌军在全线受阻停步不前”、“敌军损失惨重”报纸上关于6月8日战斗的报就是这样写的，而空军则报：“法国空军已重创敌军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