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议会中充当戴高乐军事理论的代言人。由于这些原因，他既受到左翼，尤其是保罗？富尔领导下的和平主义派别的怀疑，又(同芒代尔一起)由于反对慕尼黑协定的立场，而受到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的怀疑，这种立场自然而然也引起了激进社会党及其主席达拉第的不快。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他很可能在挑选部长人选时，单单根据他们的能力，根据他们是否已经受过考验忠于他，或者估计会忠于他，来决定取舍。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宁可沿用党派政治的惯常做法(他在这方面丝毫不内行)，并且企图象达拉第在1934年那样，把内阁组成得象是议会的一个缩影。他能够组成内阁，要大大感谢莱翁？勃鲁姆的宽宏大量，后者本人虽然不愿担任职务以免激怒右翼，可是却让六个追随者参加内阁(有三人担任部长)，并且答应在国民议会中给予全力支持。至于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雷诺只给了它一个海军部副部长的职位。

批评达拉第的人们先前曾要求成立一个小型的、紧密团结的战时内阁，这个内阁通过经常举行会议，至少应能象一个工作过度的总理——他兼任两个部长，有脱离内阁和国民议会的倾向——同样迅速地作出决定。为了满足这个要求，雷诺在提出他的新班子时(他急欲尽可能讨好很多方面，把人数从十八名扩充到三十五名)，宣布其中有八人将作为战时核心内阁每周开会三次，此外，各部之间的经济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为了响应进一步的要求，应有更大的洞察力来处理外交事务，新总理决定把这个部长职位留给他自己兼任；与此同时，又说服德？蒙齐留任市政工程部长。最后，达拉第本人也未经多少劝说就留任国防部长。

人们看到，雷诺在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提出这份内阁名单时，神态紧张而不自然，一反常态，在过去，他在那里经常是骄横自负，盛气凌人的。他这时六十二岁，第一次以政府首脑的身分出现。他的简洁练达的内阁声明，能言善辩，人们注意到，这一点得力于高乃依，而不是得力于国民议会所喜欢的那种更热情、更有个人特色、更流畅奔放的文体。雷诺说，法国进行的是总体战。敌人“从苏联的背叛中得到了帮助”正在把斗争推向一切能够料想得到的方面，在打击的同时，还伴之以可憎的恶魔般的破坏。因此，法国也要全力以赴孤注一掷：战胜就挽救了一切，而屈服就失去了一切。在结束演说时，他说，他的政府的目的，是“激励、集中、指导法国的全部精力于战争并获得胜利；镇压一切可能来自任何方面的叛国行为”他说，法国人将由于知道有“本国和帝国的巨大资源”而获得勇气；他们将坚定地密切注意他们的“令人钦佩的盟国”；他们的思想将“念念于法国的永恒的天才”议会很不耐烦地听取了这个声明。尽管雷诺提到“苏联的背叛”但是他吸收社会党党员入阁一事仍然受到了右翼的指责，说他又在走回人民阵线的老路：为了报复，右翼就联合大多数激进社会党党员，指控雷诺串通勃鲁姆推翻了达拉第(顺便提一下，达拉第同意参加新内阁的事，他自己一派的人事先并不知情)。对于这种“预先制造好的危机”的说法，勃鲁姆以雄辩的言词愤怒地予以驳斥，可是他的话虽然驳倒了对方的论点，却丝毫未能使那些持有这种论点的人平息怒气。事实是，随着抗议的信件从各个选区纷至沓来——在这些信中(尤其在农村选区的来信中)，激进党领袖的个人威望仍然很高——国民议会正在开始后悔它迁怒于达拉第的做法不对：事实上，对于芬兰的瓦解，法国国内当时的反应根本不象巴黎报界的夸大宣传和一些打着如意算盘的小集团曾经设想的那样混乱。事情变得很清楚，雷诺内阁只有达拉第支持，才能维持下去，但也不会维持得更久。至少，右翼人士的悔恨，流露了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愤怒心情之几乎轻浮的冲动：他们先前的批评，实质上是反对法国未能做到向苏俄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