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而言，鱼分作两类，一类是利用烈的日光晒，就是鲪；一类是加盐腌渍，称为(鱼邑)，也就是鲍。至于鲰，据《史记》注：“谓杂小鱼也”杂者无所不有，小虾、小鱼，混杂不分，所以价格不。鲪与鲍用秤称，鲰就不妨用量量，以“石”作计算单位了。

因为如此，渔与盐虽可合，在技术上却不简单。鱼类加工所需的盐，得要经营盐业的人来合。那时还没有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计划之下，某类资供给某一特定对象而予以优惠条件的观念，鱼类加工的盐，也就是盐，价钱不便宜，所以腌鱼用盐，不能达到必需的数量，应该用一斤的，只能用四两或者半斤。这一来，加工的盐渍鱼就难免腐败而生异味，由“如人鲍鱼之肆”这句成语，可以想见鲍鱼有气味，是普遍的现象。秦始皇崩于旅途之中，李斯秘不发丧，将尸放在车里，经一千六百多里的长途，运回咸，时逢盛暑“辊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其臭”由此可以想见鲍鱼臭到怎么样的一程度？

其次，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两完全不同的生产制度，无论技术、设备、作过程都不同，唯一相同的一是：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在当时，一个人兼营两样以上的工商业，往往于因利近便，可以互通的缘故。如果仅仅为了鱼类加工需要盐，而耗费大量人力去经营与渔业风不相及的盐业，那是件很傻的事。

鱼俗称为鲞。在秦汉之际，怕还没有这个字，当时称作鲪、(鱼邑)、鲍、鲰。

“臣闻智者之举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成功者也。齐人紫，败素也，而贾十倍”

齐地丝纺织业的发展，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可能最早是利用野蚕的丝。野蚕称为柞蚕，柞是木本植，据《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说：“此木韧，可为凿柄，故俗名‘凿木’。者丈余，叶小而有细齿，光而韧，其木及叶皆有针刺，经冬不凋。五月开碎白，不结，其木心理皆白。”柞蚕以生于柞树，柞叶而得名、初生时绿；以后慢慢变为黄褐，吐丝亦黄。用柞蚕的丝织成的绸，称为蚕绸，宋朝称为“绢绸”明朝称为“茧绸”《尔雅》记载：“有柞蚕柞叶，可以作绵”这大概是又称为绵绸的由来。

鲪与鲍，自然以鲪为理想。至今祖的虾最好，就是因为它用日光晒，分尽去，不腐而味淡，并保存原来的风味，可以任意调人作料。但烈的日光，不一定能与渔捞的作业合，所以盐是不可缺少的。渔盐之利并称，不仅因为都于海，实以渔盐还有合的作用而产生互利的结果。一不过，渔与盐的合，要在一个人手里完成，也就是说，一个人同时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第一，渔捞区与盐场，不会恰好在一个地方。鱼类固有其集中的地区，渔港亦有渔港的要求，照理说，煮海成盐，哪一海滨都可以，然则何不迁就渔港，就地煮盐？不行，因为煮盐亦有其独特的地理条件。现在台湾北门、布袋的盐场，所制的是晒盐，那要在亚带，一年有好些日的烈光才行，古时的海盐，确是“煮”成的，煮盐的平底铁锅，称为“牢盆”所用的燃料，主要的是木柴一，因而理想的盐场，应该负山面海，便于樵采，燃料的取得才理想。

所以刁间的同时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件难能可贵的事。“难”者，不仅需要绝大的资本，在独立经营盐业的同时，附带获致合渔业的效果，尤在要有可靠而能的人，二远赴不同的海滨去替他理不同的事业。“可贵”者，能够以廉价的盐，供给鱼类加工之用，不仅减低了鲍鱼的成本，且因盐的供给充分，可以制成更好的鲍鱼。捕鱼为生，本来要靠运气，丰收过剩，鱼不值钱，如能获得加工的便利，则有恃无恐，获利必丰。

刁间的另一项企业是贸易。他的生意得很大，不仅输山东的特产，输人山东所需的资，而且也在山东以外的地区，买贱卖贵。

以后土地改良“膏壤十里，宜桑麻，”于是养蚕事业，大为发达，当时齐国的纺织业，居海内的首位。齐国贡周王的贡品，就是丝织品。到了仲相齐，助桓公称霸，在经济发展上所致力的三大生产事业，是农耕、煮盐、织造。承袭太公的遗风，以织造为女工的专业，说：“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钅术，然后成为女”这些不仅是纺织所必需，也是刺绣的工。是为齐国丝纺织业的第二阶段。

近代的丝绣，以湖南和江苏最著名，即所谓“湘绣”和“苏绣”而当时名闻天下的是“齐绣”齐国纺织业发展的结果，连带染也很有名。《战国策·燕策》：

先说山东的特产，第一是丝绸及其加工品，名闻海内，所以齐地称为“冠带衣履天下。”山东丝纺织业的发达，首先要归功姜太公。他在周初被封于齐，看到那里只有海滨的鱼盐之利，而营邱即临淄是“泻卤”之地，不宜耕作，得要另外想办法增加生产。男可以海捕鱼，海滨煮盐，妇女什么呢？渔盐两业都不适宜女工作，于是姜太公劝她们纺织。

渔产加工，使之成为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