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来迎接旱日中偶尔的天降甘霖。

我们人生中微薄的努力，在大自然面前不值得夸耀什么。梭罗在《种子的信仰》一书中说：“有人为文报导那些‘自当成功’的人的一生，歌颂在困境中追求知识的伟大。我建议这些新手应该到树林里，去挖起一打橡树或山核桃的幼苗，研究一下它们的生命史，方知天外有天！”

知道天外有天，是成长的喜悦。

上天自有打算，所有已发生（包括谈得很烂的恋爱）和未发生的，没有不可能的未来。

这样就对了

如果要我描绘出一个我理想中的“家”它的气氛必然很像“蝙蝠侠”电影里的蝙蝠洞。

它必须在杂乱的大都会中。是的，我非常喜欢隐于市的感觉。一打开门，走进街头，就可以看见红男绿女的浮世绘。关起门来，就剩下我自得其乐。

就剩下我，一个安于寂静的我。藏在一个可以嗅到所有讯息的地方，却有权接受及拒绝所有讯息的我。高兴出现时才出现，像蝙蝠侠。

因为这种很自私的癖好，所以我在家不接任何电话。

电话是备急用的，非到SOS不使用。

我还需要安静而广大的空间，各种科技化用品。最好还有一个不跟我住在一起的管家。因为我满孤僻，但我也很懒，不太愿意洗衣擦地板，有时心血来潮做家事，副作用也使我感觉得不偿失，比如：为了烫衣服却在左腕烫出三公分长的疤，煎牛排时差点把自己的指头炸熟，擦窗户时险些把自己丢出窗外，因为专心写稿而忘了正在放洗澡水，第二天醒来才发现客厅灯火一夜通明…

最近我才搬进一个离我的理想并不远的家。

从来我就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型”的作家，在我的书中，我一直强调现实很重要、钱很重要。因为理想是要靠一步一步踩在现实的阶梯上达成，而有足够的钱才可以不让现实限制你的自由。不可否认，充分的金饯才足以让人拥有一个理想的壳，一个“家”的硬体条件。

我离所谓的家很遥远，但是我已有一个满理想的“蝙蝠洞”

我的家，每间房间都有两面采光，可以邀请阳光与风进来，总共有四房一厅，空间还算充足。虽然偶有朋友来访时会问：“你一个人住？不害怕？不寂寞？要这么多房间来养蚊子？”可是我觉得四个房间刚刚好，喜欢活在都市中，但我却是个不喜欢都市计划的人，我的生存方式顶浪费都市空间。

我只在上班时间接听电话，回家仿佛走入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我喜欢倒挂在沙发上看书，让乔治·温斯顿的音乐当背景音乐，完全不说话。

好心的妈妈桑每星期来一次，帮我擦地板及维持窗明几净。

家具不多，装饰很少，满屋子都是书。前几个月小偷侵入本栋大楼（目前我还没有高科技组合的电脑智慧门，真遗憾），整个屋子翻得乱七八糟，就是没有遗失任何东西，因为房子里完全没有任何值钱的金银财宝。我想他离开时一定很沮丧，只有自认倒媚埋怨道：“这穷鬼住这么大房子干吗？”

老实说，从我付得起这样的“家”我才有“这样就对了”的感觉。

有些人适合群居，爱享天伦之乐，爱门庭若市，但我确实适合当作家——没事就坐在家，独居是我安全感的来源。

生活在都会中，我可以接收人们的声音，但在独占性的家中，我才能听见自己心中的声音。

可以沉思、可以冥想、可以听见自己心中的声音，对我很重要，那属于我生存的自由权。

终于我恍然大悟，感觉“这样就对了”那表示：That’smyway！

“我的家庭真可爱，幸福美满又安康。”小时候，当这样的音乐从老风琴的音箱中咿咿呀呀的挤出来，全班同学以充满感动的声音唱出和谐的音调时，我心底的那根弦，总是会发出一种尴尬的声音。为什么？当时我不知道。

十四岁，我离家到了台北，开始一段冗长的宿舍生涯。小小的房间、双人铁床、苍白冷清的日光灯、沉重的功课，仅容转身的沐浴间。使我多年来都梦到自已被囚禁在小小格子中，动弹不得。

我想，我“挣扎”了很久才明白，我对人生的期望和对家的期望，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督不一样。原来我不爱群居，也不爱以“密切往来”、前胸贴后背的方式表达关心。

现在这样就对了。

灵感不是天打雷劈

灵感哪里来？这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古今中外，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被归类为散漫过一生的类型，说好听点是浪漫、是随性，说难听点是疯狂。你的脑海中可能立即会飘过一些代表性的例子：比如李白喝酒一斗诗百篇，还不是落魄一生，糊里糊涂抓月而死；梵谷割下自己的耳朵也没人要，死前几乎一幅画也没卖出去，自己贫病一身，徒然肥了后代收藏家…

这些“天才”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生涯智慧”以上赫赫有名的例子似乎告诉我们，在艺术文学上有成就的人，被所谓“缪思女神”钟爱的人，都是远离现实的虚妄之徒。人们也总以为，创作者靠的是灵感。有灵感，下笔如泉涌；没灵感，江郎才尽，坐以待疯狂。

而灵感又是什么呢？它似乎又被形容成和幽灵一样的东西，来无影，去无踪，天生天成，像天打雷劈——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如果你妈生你之前梦见仙人赐彩笔，你就会理所当然成为文学泰斗。

像杜甫那种讲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诗人，很容易就被凡人看作“没什么了不起”的酸学究，讲出这么苦兮兮的话，就不是天才。

中国人尊天才若神明“没天才”在多年之后的现代还是被当作自暴自弃、打退堂鼓的好借口。

我们实在应该来看看外国的“天才”作家是怎么变成万人传颂一时的“天才”的。在浪漫的表皮下，不少大作家可还真是工于心计。从功成名就的文学作家和失败潦倒的作家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通则。

有些人的成功是因为找到好配偶

美国有一本著名的生涯定位畅销书，叫做《马上成功》，作者是著名的行销策略学家赖兹和屈特，他们致力宣扬“成功的关键，在于骑上一匹好马”（英文书名：HorseSense：TheKeytoSuccessIsFindingaHorsetoRide）他们分析各大老板的成功秘诀，将各种“马”（马=机会）的成功机会作一排比，到底还是发现了一个令大多数人跺脚的事实：找到好配偶，你有二分之一的成功机率，仅次于生于豪富之家。他们举的例子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总裁格罗斯维诺（GibertGrosvenor），他固然非常优秀，使该杂志订户从不到一千增为两百万埯，但最重要的是，他娶了原总裁的女儿，才有握住大权的机会。

“攀龙附凤”的成功法则不只是企业界才运用，从文学家轶事看来，因好配偶而有成名机会的也不少。

写《最后一课》的法国名作家都德，就是靠好妻子成名的范例。他的妻子茱丽叶文学造诣甚高，但一结婚后就竭力帮助丈夫写作，都德的成就和美满的婚姻完全分不开，他曾说：“假如没有我的妻子，我一定会因任性而疏忽于写作…我作品的每一页她都细心斟酌、修改过。”的确，他在婚前只写了一些动人的小故事，婚后才有大部头著作出现。写《环游世界八十天》的科幻作家凡尔纳在三十五岁前还常遭退稿，每次拿到退稿，他都发誓不写，想把稿件扔进壁炉，还好他的妻子每次都会阻止他：“亲爱的，不要灰心，再试一次！”后来他交上好运，部部畅销，被译为各种文字，至今魅力不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者劳伦斯，笔下任性又浪漫的女子处处有妻子芙丽黛的影子，如果他的文学是烈火，那么她就是干柴。萧伯纳中年娶了富婆夏绿蒂，才得以安心创作，在她细心且严格呵护他的起居之下，他虽常抱怨失去自由，但也活到九十四岁名利双收…成为英国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名剧作家。玛丽·雪莱因为嫁了雪莱，跟丈夫打赌才写出《科学怪人》。维音尼亚·吴尔芙如无丈夫辅助，可能只会住进精神病院…这些都是找到好配偶的例子。

化危机为转机

德国文学家歌德是一个永远在谈恋爱的男人，虽然他每次爱到最高潮时，常自己从女人身边逃走，但一爱上不能爱上的人，他竟也会绝望得想自杀。歌德二十三岁时爱上朋友的未婚妻夏绿蒂，不被接纳就算了，夏绿蒂还把歌德的求爱，原原本本说给未婚夫听。挨了一记闷拳的歌德在听到夏绿蒂举行婚礼后，竟想以利刃了却残生，到底还是没勇气死，只好用四个星期的时间，一古脑儿把这个悲哀的爱情故事写成《少年维特的烦恼》，让小说中的维特替他自杀，结果这部小说却在欧洲掀起了维特热，青少年们争相穿着蓝上衣，黄背心、马裤加马靴的维特装，甚至有人模仿维特为情自尽，连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也把此书读了七遍。歌德因此一举成名，三十岁就当上贵族，一生殊荣享尽。

另一个少年得志的作家小仲马，也是化悲剧为人生转机的最佳范例，他爱上妓女，父亲大仲马坚决反对，把他送往西班牙，等他回来时，意中人已因肺病复发而死。为了纪念这段纯挚的爱情，二十四岁的他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茶花女》，从此奠定名剧作家及小说家的江山。此外，《唐吉诃德》也是断臂的塞万提斯在狱中苦写而成的。

近年来最会利用厄运的作家，首推朗·科维克（RonKovic），他打完越战回美国时，是坐在轮椅上的残障者，然后他选择以抗议越战重新展开人生，他写的自传《七月四日诞生》经导演奥利佛·史东搬上银幕，立即成为成功的影片。

你不必太早放弃自己

巨作《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念大学时，因成绩太差而被退学，老师认为他既无头脑，又缺乏学习意愿；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过去连参加大学班际比赛都落选；理查·巴哈据说曾找过十八家出版商发行他的《天地一沙鸥》，全吃了闭门羹。

一九七○年出版，五年内美国一地的销售量就已经超过七万册。

不必太早放弃，在应用创意的各行各业都有“反败为胜”的例子，比如创立迪土尼乐园的华德·迪士尼在报社工作时曾以“缺乏创意”被开除；歌剧演员卡罗素的老师曾说他嗓子奇破不能唱歌；雕塑家罗丹考艺术学院考了三次还落榜，他的父亲还曾骂他是白痴。

众人不看好，你还是得坚持

你有权利走自己的路，但是每一条路都靠长久的努力，如果坚持得够久，你不一定会失败。左拉经常失业，必须靠捉麻雀和捡人家丢掉的鱼头鱼尾充饥，但仍不放弃任何跟人聊天、观察社会的机会，勤于观察和思考使他完成六百多万字的巨著。福楼拜的一生，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在书房里写作，五年才出一本书，他一点也不相信灵感，坚持“天才即耐心”——在别人看来，这种苦行僧的写作方式看来毫不天才，但他用耐心磨出自己的天才。其他如杰克·伦敦、莫泊桑、狄更斯都是一生从不倦勤的苦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