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们活着，它就会有源源不绝的电力，让它持续不断的运转，嘎嘎嘎嘎，即使制造不出任何有创意的产品，它一样会发出扰人的杂音。

我们常像顶着一桶新鲜牛奶就幻想将牛奶换鸡蛋、鸡蛋孵小鸡…换得牛羊满山的女孩，最后开心得手舞足蹈，跌了一胶，把牛奶倒了满地；所以，我们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们有时像垃圾处理机，拼命处理自己制造的问题。

但我如此批判假设性问题是很没良心的。很多故事的雏形（也就是说，当一只鸡还是鸡蛋的时候），都来自于假设性的问题。

如果没有死亡，那么，爱还有意义吗？

曾有一位某校校刊社（参加这个社团，便是所谓的文艺少年）的同学问我：你相信爱可以对抗死亡吗？

我瞠目结舌了一会儿。因为他很认真，所以我不能说，我非上帝，如此“大哉问”的假设性问题难以回答。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抗死亡，我拐了个弯，换个角度想：如果没有死亡，爱是没有意义的。

地久天长，万寿无疆，何必急于爱呢？反正你永远在，他也永远在，你总有一天等到他，他爱你一下又何妨。真心如果没法通过时间考验，难以珍藏，但若必须经过时间无止无尽的考验，爱情哪里不会味同嚼蜡。

再动听的音乐，源源不绝，也会让人浑然不觉，若又逼迫你全神倾听，怕过不了太久，耳朵长茧，心灵麻痹，整个人发疯。

没有一个运动员可以无休无止的在场上奔战。人人需要歇息，唯有爱，我们要的太多，求的太苛，我们问爱人，你现在对我已经不如从前了，对不对？

从前你眼神看我如燎原野火，如今只剩点点星火…我们不让爱休息。旧爱需添新薪，但也得让它休息，可惜对爱，做过研究的人屈指可数，还没有提出“留白的艺术”

死了以后我们会去哪里？我们都在当孩子的时候，被这个问题袭击过，记得那年我七岁，有个小朋友忽然没来上课，他们说她永远不会来了。我问大人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没法说服我，天堂地狱都离我的想像太远，我把自己裹在棉被里想，想得全身发冷，冷汗直流，我问自己，人鱼公主变成泡沫之后，去哪里唱歌呢？最喜欢问永恒问题的是，孩子。以撒辛格说：至今，我仍然不知道。

没有人能给标准答案。任何宗教人士都不能提出百分之百的保证。我们的保证与解答都必须框上“假设性”三个字。

正因为不知道，所以不必担心，可以想像。人鱼公主去哪里唱歌？说不定另一个世界有真正明白她的王子，这仍是假设。

重要的是，别在死亡之前死，在活着的时候做个活生生的人。

生活，迎向未知，最神秘美丽的任务。

这不是个假设性的解答，我们知道。当然，这个故事，是因一个假设性问题，如微雨飘过我日丽风和的秘密花园。

各位同学大家好

“你们现在怎样追女朋友？”

这一年，平均每三天跑一个学校，老实说，实在是疲于奔命。我常感觉自己像个超级推销员。

我在推销些什么？我的书吗？

不，那不是我的意图，我一向疏懒，演讲会绝不当成直销大会；写得高兴，比卖得好重要。当然我也不想虚伪的说，卖得好不好不重要。任何一个舞者都欣赏观众忘情的“安可”声音，但书也不是你推销就会卖得好的。

有人常会问我，当一个“畅销作家”是不是要故意迎合大众胃口呢？我总是不太温文儒雅的干笑了两声，哼哼，我至少当了八年不畅销的作者呢，如果有大众胃口可以摸清，我自信没有那么笨，要摸索八年。

写了多少万字，早已数不清，颈椎的“左倾”变成长期写作姿势不良的最佳证书。如果不是兴趣，我不认为，有什么样的火与炭，可以燃烧这么久，我从未怀疑这样做有没有意义，从未质疑自己是否有天才（虽然我身边的人一直很质疑），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看了我的学历后，问我为什么不做一个“有用的”律师（为什么要写“没用的”小说呢？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应该是这样的。）从未想过，写下去有没有一天会“红”从未思考遇到写作瓶颈我会不会就完蛋了。

最重要的是，从未觉得苦，因为我总还有下一个故事要写，我面对稿纸时总怀抱淡淡的幸福，面对整脊医生气势慑人的“空手道”时，也只有感激。我知道，只要你爱，你就需付出。得与失，在天平两端，就看你把眼睛大半时间放在哪一端上。

这两端，我看见，一直是平衡的。

我也不是为了推销爱情。

爱情观也不能推销。每一个爱情都是一个特例。对我来说是毒药，可能是别人的蜜糖。我绝不相信我行能力解决任何人的爱情问题，没有人能帮任何人解决感情问题。

我用我的演讲来推销什么？我疲惫地坐在回台北的螺旋桨飞机上，我的耳朵一边对抗震耳欲聋的噪音，我一边想。

我想到刚刚一位同学告诉我的“笑话”：我们最近流行机车郊游啊，就是一群男生和一群女生一起出去玩，男生骑摩托车，女生就抽钥匙，女性至上嘛，由她们抽签决定要给谁载…

其实这并非新鲜事，我念国中时，就在社会新闻版上看到有关“钥匙俱乐部”的报导，仪式相同但当时的报导是批判性。你知道“那个时代”年轻人动不动就会被批判，动不动卷被指责；你不是乖小孩，败坏社会风气。

有趣的在下头：“可是一群女生之中，总有一个是很抱歉的，大家都不愿意载的对不对？为了要安慰我们里头那个被”签王“抽中的同学，出发前我们每人都会先交五十元，当作安慰奖…这样大家会比较欢喜甘愿一点——”

我忍不住大笑，他们真懂得“正义”！

我也想起我说故事、说笑话时，他们前俯后仰的样子。

我推销什么？我听到自己内心的回答：我推销快乐。这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大多数的同学都是笑口常开的。

我未必能使大家一直很开心，至少我知道，同学们听故事时确实很开心。

陌生人的微笑是比珍珠更耀眼的东西。陌生人的开怀大笑，更是无价珍宝。

我一直深信故事的魔力。如果这个世界上，会说故事的人比会批判、抱怨、训话的人少，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得忧郁症，像“NeverEndingStory”所说的一样，人们失去想像，世界就会被空虚快速吞噬，只剩黑洞一样的茫然。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不只是给予者，我也是收集者。我收集点点滴滴的笑声，要酿成我记忆里最营养丰富的一缸酒。

“各位同学大家好！”不管已是多么力竭声哑，我愿意以微笑与故事，暂时忘却烦忧。

我们都是嗷嗷待哺的鸟儿，我们需要多一点笑声当人生养分，发自肺腑的笑声，没有压抑的笑声。有时尽情的流泪后，才能尽情的笑，笑声并不浅薄。

选择一本书，等于选择一个作者当心灵的朋友。

每一次我站在讲台上说“各位同学大家好”看到一双双晶莹的眼睛，我仿佛又回到穿着校服的时光。

那时我以为青春只是“载不动许多愁”的岁月。没有人微笑告诉我，开心过日子、乐观谈恋爱，自然心待花落花开。担子再重，你还是可以让自己开怀。

尽管不断重复用嘴说出已成型的故事有时让我觉得我很吵，但借着“各位同学大家好”的呼喊Yes，Yougotafriend！（是的，你得到了友谊。）我一再温习了当学生的时光。

曾相识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忽然接到一通电话。

“我是你高中时候同寝室的室友，我叫×××，你还有印象吗？”

我的记忆力很好，尤其是对于人。如果我过去的记忆是一首一首的歌，那么我身边的人就是自然而然镶在歌里的音符，我很难漏其中一个。除非，故意要忘记某些让我活得不舒服的人。

“当然记得你。”我说。

“很高兴能听到你的声音。”她说，但声音里并没有一点雀跃欣喜。

“老朋友何必客套？”我的语调到底还是“训练有素”的客套了起来，因为时间让记忆老去，我发现我也不能免俗的让彬彬有礼来武装自己。咔啦，我听见，我脑袋里的某一个地方，防护罩忽然关上的声音。我暂时离开正在着手的故事和我的鼻子独享的咖啡香“安安全全”地回到现实世界来。总是这个样子，当我必须与“陌生人”沟通，还感应不到她的磁场时，总是这个样子。

这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里，谁能对谁，在三秒钟内“放开心胸”？谁？当我不再是一个来自下的小女孩，当我知道我只能靠自己，当我独自通过城市求生的种种考验后，我的脑袋里就多了一层透明的防护罩，像科幻电影里头的太空飘浮城市一样，要先辨别想进来的飞碟不是异类，才会让它进来。

“不是客套，我真的很高兴，因为…因为上一通电话我是打到纯的家里…她妈妈告我说，她三年前去世了。”她说。我感觉到她在电话那头，松了口气。

是的，我还活着，感谢主！我猜她想这么说“纯的事情，我知道。”我的语气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我想她有点沮丧，但我一点也不想扮演“新亭对泣”的囚犯。

纯是肝癌去世的。在我印象里，她是个苹果脸的女孩，和我同乡，跟我一起上台北，念同一所女校，住同一个宿舍。总是笑声朗朗，非常乐天知命的样子。她不像少年的我——我想我当时一定有张讨人厌的苦瓜脸，埋怨一间斗室住八个人太多，埋怨洗澡要排队、衣服要用手洗、灯光太暗害得我近视不断加深，舍监像虎姑婆，老师有省籍歧视、功课太重、同学成绩比我好…少年十五二十时，简直是天怒人怨。

虽然现在我相信，好运会降临在乐观开朗的人身上，但我也相信，命运常常不按牌理出牌。

纯一直活得开心。新婚赴美，却发现自己已是末期肝癌。住宿同学吃泡面和罐头是常有的经验，我们都是在拮据经费下、还想替父母省一点，因而自陷于肝癌危险群而不自知。一个后来学医的朋友这么分析。但病因常像抽签一样，抽中谁，谁才会中奖，谁也难以推断真正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