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实在太冒昧了。我认错人了，请原谅。”我掏自己的名片，很恭敬地递给他。踢到铁板的我，记起当年在机场工作时，认错人的糗事，整个脸又红到脖。我心想：当然不是嘛！一个人怎么可能突然变得这么老？

他的神情，看起来相当虚弱。

“哦，”他愣了一下，修养很好地回答：“小姓‘程’，程万里，请多指教。”他习惯地翻夹，递给我一张名片。

“王克杰先生吗？我是程万里，几天前和你同一班飞机回台北。”

虽然位置很宽，我还是起，以方便他座位。当我一站起来，竟很职业地瞄到他登机证上的姓名栏，打印着——“Weng-Li，Chen”

“现在？”我看了一下表，下午一整“好啊！您在哪儿？”

带着生锈的琴，离开病房。我的心情更加矛盾、痛苦，在该不该把真相告诉黄心仪之间，左右为难。

故事，像他的泪痕一样，漫长而破碎。

他的表情很疑惑地僵了一秒钟，接着，以很笃定的气说：“不，认，识。”

“求求你，现在就打电话，留话给她！趁着多多还不到凌晨，也许她来得及打电话回台北，从答录机的留言里听到你的声音，她一定会很兴。”

我记下他告诉我的病房号码，满腹狐疑地赶去医院见他。

果然没错，他真的是不愿意让她伤更多的心。就像圣诞节之前，我在多多时告诉她的话，一模一样。莫非，我已经预知结局？

“请你答应我一件事，帮我…帮我将这把琴给她。”他吃力地代，仿佛这是最后的心愿“为了挖这把琴，我在雪地里工作了三天，毫无着落。幸好，雪了以后，它到草上的排沟里，我才把它捡回来。”

就在打电话给黄心仪之后的一个小时，我接到一通电话。

他特别换了老镜，仔细看了我的名片，然后妥妥贴贴地收他的名片夹里。接着他闭上睛休息，好象很累的样，抵达桃园机场之前，一路没有跟我说话。

“我是程万里，我认识黄心仪。你呢？你是她什么人？”

“喂，您找哪位？”我急着问。

“我就是太在乎她了，不忍心看她难过。”

“其实，我打过很多次，但没有勇气留话。我对不起她…我的日不多了，什么也不能留给她…动了几次手术，我已经不行了。”

“不，你应该跟她联络，让她知你的情况，她一定会回来台北看你的。”

刚回台北那几天，我很想打电话给黄心仪，一方面谢谢他们贤伉俪的招待，一方面也想和她分享这段奇遇。熬不住内心的挣扎，电话打了，但只完成前半段的任务，谢招待。后半段的事，只字未提。

“我在台大医院…”

“你太自私了，自己不肯面对复杂的事，害黄心仪为你吃了那么多苦。”

我的脑像通了电一样：“Weng-Li，Chen；程万里。不会吧！不可能？”我愈想去否定，脑波就愈烈，本容不得我思考，立刻脱而：“先生，请问您贵姓？”

“我看你的名片，知你是礼品的，有件礼品想请你帮忙，愿不愿意现在来找我？”

走宽敞的等病房，我对“安宁病房”的恐惧，还是没有松解。渐渐地，我几乎要猜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把我所知的一切，全告诉他。

“咳…咳…”对方还来不及打招呼，就在话筒边咳个不停。

“她…”纵有千言万语，他还是从这里开始——“她过得还好吗？”

“我太太明天就会从国赶回来照顾我了。”他无奈地说：“你不要告诉心仪这些事，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复杂。”

我一个人失望就好了，何必让她的心情也跟着我起起伏伏，更加失望。

“很好，也很不好。”我很难形容这样复杂的女人、这样复杂的心情“她结婚了，过得很幸福；但是，她很想念你，用尽所有的方法在寻找你。”

虽然，打开了病房这扇门，但我害怕接下来打开的心门，有太多令我无法承担的情。

“程先生？！”我很惊讶他会打电话找我。

“东松国际公司上海办公室总裁，程万里。”我失态地念着他的衔，并追问：“你认识黄心仪吗？”

“我…”此刻的我，和他一样，有千言万语，但不知从何说起“我是她从前班上的同学，也是她的好朋友。我从前在学校的校门，就见过你来接她。”

他从枕下拿一生锈的迷你琴。我看到那把琴，上面依稀还有“Sandy”的字样，顿时觉得发麻。